Change my life

　　“神仙只有灵的问题，动物只有肉的问题，而人却有灵与肉的双重问题。”这句话道破了人的复杂性的最深刻根源。

　　当我们把自己的猿猴“表兄弟”远远抛在身后，昂首阔步走上“万物之灵”的宝座时，也付出了许多代价。7年前我做的一部科普电视片《当我们站起来之后》，曾在蒙特利尔电视节上得过奖。这个节目除了想说明一些人类疾患的根本原因，还想从哲学的意义上提醒我们记住自己的“动物出身”，并且别忘了天下从来没有“百利无一害”的绝对好事，倒常常有“得便宜处失便宜”的时候。

　　留心一下就会发现，直到今天仍不难在我们身上找到一些老祖宗的遗迹。譬如当寒冷时我们起鸡皮疙瘩，是打算把浑身的“毛”立起来，因为蓬松的毛更加保暖，尽管我们的皮肤上已经只剩下一点稀疏的汗毛了；儿童对爬树，荡秋千有更浓的兴趣，婴儿出生后不到一小时就能握住横杆把自己垂挂起来，据说都是因为人在幼年时保留了更多猴子的习性；而当我们站在高处试一俯瞰，常会觉得脊背嗖地一凉，那也许真是准备用“尾巴”勾住树枝以免跌下去的反应。

　　当人类和动物分道扬镳时，我们的身体其实并没有作好充分准备。就拿直立行走来说，因为循环系统由水平一下变成了垂直，就引发了诸多心血管疾病，我们还因此获得了脏器下垂、脊柱压迫和痔疮等多项“专利”。再譬如，我们打喷嚏必须张开嘴，而不能像一些动物那样只靠鼻腔就足以通过大的气流，因为我们脑容量的增加带来鼻腔和呼吸通道大角度的弯曲，由此便引发了容易感冒和鼻窦、额窦炎；我们食物结构的改变带来颌骨后退和缩小，造成牙齿生长空间的拥挤和智齿的多余。如果认真研究，还会发现一些人类在进化中来不及完全适应的地方。但相对而言，这些都只能算无关宏旨的小“麻烦”。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人类进化中出现的最大、最普遍、最严重的不适应，即知与行的错位，灵与肉的失衡。

　　我们不妨先对人和动物共有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做一点比较，看看我们戴上“人”的桂冠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头牛饿了，它会在本能驱使下寻找食物。遇上青草就大嚼一通。即使是别人家的麦苗，甚至名贵的花草，只要可口，都会照吃不误。而人就不同了。我们饥肠辘辘时，尽管看到商店橱窗里的美味近在咫尺，但如果囊中羞涩，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安徒生童话中卖火柴的小女孩就只能在濒死前的幻觉中得到烤鹅。甚至，当你已经坐在餐桌前面对香喷喷的菜肴时，如果主宾还未到来，也许就需要忍饥等待；此外还有这种情况，我们早已经需要进食了，但却正忙于工作而“顾不上”吃饭。凡此种种，都是当我们的胃提出“吃”的请求时，被我们的“灵”无情地驳回。结果，“与胃奋斗，其饿无穷”，胃液照旧分泌，胃早就做好了消化食物的一切准备，于是就只好去“消化”自己的胃壁了。相反，有时候胃已经吃饱了，发出了停止进食的信号，而“灵”却指挥胃继续吃。也许是考虑到饭菜剩下可惜，或者仅仅因为旅馆的早餐是免费的。因此，人的胃病确实不能一概都由胃来负责的。

　　动物除非经特殊训练，需要排泄时总会就地“方便”。郑板桥诗中的农家常是“牛溲满地，粪渣当户”。树上的鸟把屎拉在你的头上也毫无歉意。而人却必须要找到厕所。我们还常有忙得“顾不上”去厕所的时候。有句话叫“下棋打牌尿大泡”，说的就是那些沉迷在下棋打牌中的人，往往是不到憋破膀胱决不挪位的。据说周恩来总理得膀胱癌，就和接待外宾一拨紧接一拨而经常憋尿有关。大小二便不用说了，就是我们在大雅之堂想放个屁也只能“小心轻放”。这都是“灵”对于“肉”“严加管教”的结果。

　　大家一定都听说过“悬梁刺股”的成语。汉代人孙敬读书“晨夕不休”，为防止打瞌睡，用绳子把头发栓在屋梁上；战国时的苏秦夜里用功太困了，就用锥子往腿上扎，简直到了自虐的程度。此外，驱赶睡意的措施还有冷水浇头等等。我们现代人则采取抽烟，喝浓咖啡的方法。总之是“肉”已经宣布疲劳，再三要求睡觉休息了，而“灵”却偏要强制它苦苦支撑，保持高度清醒。

　　我们这样“废寝忘食”，自然是以损害健康为代价的。照说当身体因为需要而发出信号时，都应该尊重而不是藐视，应该服从而不是抗拒，应该合作而不是顶牛。从这个意义上，任何动物都是人的老师，它们都知道“跟着感觉走”，决不会让“灵”和“肉”对着干的。

　　再看看动物的“恋爱”吧。公鸡对于母鸡，那是“爱你没商量”的。求偶过程可以说是直奔主题，“一蹴而就”。而人就太曲折复杂了。男女相悦，也许各种生理反应均已到位，但却往往只能深藏心底，难宣于口。诗经的头一篇里便诉说了这种“求之不得，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滋味。我们现在“坠入爱河”后，也往往是回去挖空心思写情书，想计谋。有时一“拍拖”就是几年。至于像鲁迅笔下的阿Q对吴妈的办法，直接说“我和你困觉”，则被认为是典型的没教养，不文明，值得耻笑的原始粗野行为，因为违背了古人说的“发乎情，止乎礼”。我见过有副对子写着：“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完人。”这个下联就很能反映出人的精神意识对自然欲望的监控和制约。柳下惠“坐怀不乱”显然是人类在“灵”对“肉”成功控制后自夸的范例。每个民族的文学，几乎都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无疑最充分体现人的社会属性和动物属性互相制约与互相依存的关系。所以才有人感叹“最大幸福莫过于爱情和道德的统一”了。

　　然而从卫生的角度考量，恋爱中“灵”与“肉”的脱节和压抑显然也是不利于人类健康的。因为恋爱而茶饭无心、积思成病、寻死觅活的例子不胜枚举。话说回来，人类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有时已经强大到足以直接规范其自然欲望的发生了。譬如，任何一种已知文明都禁止乱伦，而一个健康人的性指向决不会对着自己的嫡亲。

　　有一个词我们已经不再陌生，那就是“应激”。如果我们望文生义，是可以把应激理解为生物对外界刺激的反应的。一条虫子趴在地上不动，要知道它是死的活的，可以拿根小棍拨拉它一下，看看对这个刺激有无反应。原始海洋中的有些生命，开始对外界光线刺激有所反应，大约便是眼睛的起源。动物最经常遇到和随时发生的最重要的应激反应，便是“斗”或“逃”的反应。也就是英语中讲的“Fight or Flight”。

　　一只饥寒交迫的狼在雪地里垂头丧气地觅食。突然发现一只兔子，这时的狼立即就会“判若二狼”。它的整个身体马上进入“总动员”。在下丘脑的指令下，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糖皮质激素倾泻而出，涌进血液，引起微血管收缩，确保全身血液移缓就急，优先供给心肺和骨骼肌肉。一只血脉贲涨，心跳呼吸加快，四肢活力喷薄的狼，此时完全从“节能模式”转换到了“扑猎模式”。而原来优哉游哉的兔子此时也会发出同样的反应，调动起全身力量。不过它那点可怜的肾上腺素是为逃命而分泌的。接着，当狼如愿以偿，捉到了兔子，或者兔子有幸逃出了生天，它们血液中的肾上腺素便在剧烈地“斗和逃”中得到消耗，应激状态也随即解除，身体恢复正常。“斗或逃”反应，这是大自然馈赠给几乎每种动物的最珍贵的礼物，求生存的最有效法宝。我们遥远的祖先在原始森林中能成功地猎取食物，逃避猛兽，这种“斗或逃”的应激反应是功不可没的。

　　直到今天，这种“斗和逃”的反应在我们身上仍然发生着神奇的作用。有报道说，一位羸弱的母亲在地震中奋勇搬开了百余斤重的石头救出自己的孩子。我小时候在河南省文联的院子里住，亲眼看见老诗人徐玉诺在失火时提着两桶水上了房，事后却不知道如何下来。人在高度应激状态的确可以爆发出比平时大得多的力量。

　　然而，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环境毕竟已经在几千年里迅速改变了，而我们的生物学属性却是以百万年为尺度而缓慢变化的。写在我们基因中的应激功能压根没有“与时俱进”。当我们今天遇到比森林中的祖先复杂千万倍的事物时，我们的应激反应系统却还是拿出百万年前的老一套来应付，挤出一点肾上腺素当作“万应灵丹”。这种“以简单对复杂”，“以不变对万变”的黔驴之技便常常显得不合时宜了。

　　譬如说开会的时候，一位心怀恶意的同事对你多有构陷和中伤。你已经听得火冒三丈，血脉上涌。这种反应本来是为“斗或逃”准备的。按照身体的逻辑，下一步你应该扑上去和他扭做一团。不信，你看你的拳头都不由得攥紧了。但你既不能“斗”也不能“逃”，（所以有人在Fight or Flight 反应中又加了一个Freeze。原地不动。）你常常需要不动声色地坐着，如同一台发动机高速运转但不能挂挡的汽车。也许你下来后会通过向上级写告状信的方式以雪心头之恨，但这些举动都无法有效降低你血液中肾上腺素的浓度和消耗你应激时调动的潜能。到头来受损害的只能是自己的身体了。我们都难免会遇到类似的境况，他人无端的攻讦，上司无故的批评，警察无理的处罚。人类社会完全不同于“猿类社会”，人际关系也根本不同于“猿际关系”。我们有时候禁不住“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就是因为这种原始的应激反应占了上风。“盛喜之言多失信，盛怒之言多失体”；“怒过意回，无颜再对”。“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些话都说明古人对控制应激反应是很有体会的。

　　“斗或逃”的反应如果仅仅为了对付“敌情”，也许还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我们的身体却恰恰爱在另一些情况下“拉响警报”。譬如走进考场，站上讲台，面对电视镜头，晋见上级领导，约会初恋女友……这至少都算不上什么“敌情”。但你的应激系统却开足马力了。你肾上腺素汹涌，心头鹿撞，气促汗润，甚至手足发抖，脑子一片空白，整个精神系统乱了套。有些“紧张大师”们常常会“晕台”，“晕场”，“晕镜头”，“晕大官”，“晕女人”，甚至真有晕倒的情况，（那就相当于“烧断保险丝”或者“跳闸”了。）总之都是应激反应过度的结果。本来在这些场合，维持一定的紧张和兴奋也许有益，但更需要的显然是镇定、冷静和从容。我们的应激系统却简单粗糙、笼而统之地把它们都归作“斗和逃”问题来处理，岂不完全成了添乱和帮倒忙？古人有一条经验叫“说大人则藐之”，就指出了谒见高官时应有的心态，的确是很珍贵的见识。

　　严重的是，“斗和逃”反应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仅仅偶然发生，而几乎总会接踵而至。飞机航班延误，高速公路堵车，窗外噪声不止，重要东西丢失，突然停水停电，喜爱的球队败绩……都会让我们感到“轰然头大”，甚至血压顿时升高。而这种应激反应却都是既无对象可“斗”，又无地方可“逃”。当代快节奏高负荷的生活处处充满应激源。今天的孩子几乎从三岁起就开始往“神童”的路上逼了，遑论此后的人生阶段。如有首诗说的“哪一张脸不憔悴？哪一颗心不疲惫？哪一双肩不劳累？”我们的应激系统越来越日理万“激”了。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我们这种应激反应并不总是在一件事情真实发生后才启动。它除了使用“正在进行时”，还经常使用“一般将来时”——由于对未来的担忧而“预支”烦恼。譬如担忧两天后的出庭打官司，担忧下星期要接受的一次手术，担忧买来的股票贬值，担忧可能面临的下岗失业，担忧孩子的升学和老人的医疗，担忧SARS卷土重来，担忧恐怖主义猖獗……“是进亦忧，退亦忧”，值得焦思劳神的事简直层出不穷。我们到手的烦恼已经够多了，还要为没有到手的烦恼而提前着急。我们的应激系统就更加“永无宁日”了。

　　作为万物之灵，人的一大特点是懂得预见未来。换成一头猪，哪怕明天送屠宰场，今天会照旧大吃大睡，嬉闹如常。而人，即使杀人不眨眼的罪犯，临刑的前一天也会思绪万千，夜不能寐，血液中的儿茶酚胺浓度超过正常人几十倍。说到这里，不禁想起有些邪教的痴迷信徒，他们练的那一套也许真的能对“健康”有利。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死都无条件、无保留地完全交给了教主，不再存有任何一丁点属于个人的欲望和“执著”了，因此大大降低了自身日常的应激反应，也可以说实现了内心的一种“宁静”和“平衡”。但我们不需要达到这种“境界”，因为它离动物的状态已经不远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稍稍总结一下。打从我们在“人猿揖别”后渐行渐远，大自然母亲为我们精心设计的那套应激机制便越来越跟不上形势了。动物的应激反应作为行为的准备和前奏，是和行为直接挂钩的，二者紧密配合，严格对应，互为表里，恰倒好处。而人的应激却往往和行动脱节。是我们的“灵”切断了应激和行为之间的直接链路，而插足其间进行阻隔和控制。同时人的应激范围严重扩大化了，我们做猿猴时决不会遇到的千百种问题都成了今天触发应激的开关。

　　我们很难全景式的勾勒出“灵肉矛盾”如何深刻地、积累性地损害着人的健康。拿我们的胃来说，当一个人正在进餐时，如果突然接到坏消息，譬如亲友去世。他面前的饭菜就会立刻变得难以下咽了。从来没有见过谁能够“化悲痛为食欲”。因为你的大脑不再理会吃的信号，同时抽走了输送到胃的血液。一个人生气时“板”着脸，我们如果能像孙悟空那样钻进他的肚子，就会看到他同样是“板”着胃的。许多人心情一紧张或工作压力一大就泻肚，这叫神经性腹泻。如此看来，把商业谈判和工作会晤放在餐桌上似乎并不合适。肠胃的确是人的最情绪化的器官，消化系统的很多毛病譬如胃肠功能紊乱、胃溃疡、胃炎甚至胃癌，本来根子都在“灵”上，却让肠胃背了黑锅。

　　我们的心脑血管无疑是持续应激反应更直接的受害者。每当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沛然而下、直泻全身的时候，我们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常常成为心脑血管意外的直接诱因。诸葛亮三气周瑜和骂死王朗之后如果有法医鉴定，一定会拿出诸如心肌梗死、脑动脉破裂之类的病理报告。而更多的时候，我们体内儿茶酚胺类激素的浓度居高不下，全身基础代谢增强，细胞分裂加快，血小板聚集和微血管处于收缩状态，引起血流动力学改变，并带来诸多器官的慢性缺血，包括我们的皮肤。人在生气或受到惊吓时脸色铁青就是例证。因此，忧愁比岁月更能在人的脸上刻下皱纹。我们的记忆要经过海马体的“缓存”后，才能“转存”到大脑皮层的“硬盘”上。如果我们体内“皮质醇”之类激素经常“高潮迭起”，就会使海马体损伤并萎缩，从而引起记忆力减退

　　我们很少听说过什么动物会失眠，而人群中的无法安睡者就太多太多了。宋代词人柳永显然深有体会，他写道“清夜数寒更，起了还重睡。高低不成眠，一夜长如岁。”其实人的失眠大多是由于应激反应破坏了正常生物节律和自主神经平衡所致。我们夜晚躺进被窝后，神经活动中的“兴奋”“下班”，“抑制”“上班”，于是就自然入睡了。夜里起来上厕所不敢多说话，害怕一说会清醒了，也就是惟恐唤起“兴奋”，把“抑制”撵跑了。现在，我们与日俱增的应激反应却在天天提高着交感神经的兴奋度，结果晚上该它“交班”时却不走了，“抑制”无法到位，于是就失眠。“睡不着使劲睡”，只能越睡越醒。失眠常常源于“心里有事”，特别是恐惧。这里会形成恶性循环。我们怕考试，怕得病，怕受处罚，总之怕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怕”得睡不着，“怕失眠”自然也可以“怕”得睡不着。对失眠的惧怕，本身就成了妨碍睡眠的最顽固的刺激源和兴奋灶。

　　大家一定都听过喇叭的声音回授到麦克风中引起的“啸叫”，也就是一个系统的输出又反过来加强输入，叫正反馈。我们“失眠”的症状进一步强化了对失眠的恐惧，同样会引起“生命的啸叫”。因此，必须切断这个恶性的生化通道。

　　我的一位朋友有个很别致的观点，他说，被打昏两小时和睡眠两小时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吃安眠药也相当于被打昏，不过不是被棍子，而是被药片“打昏”的。其实许多安眠药有调节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平衡的作用。也许更多时候不过是充当了安慰剂，但效果却往往更好。

　　有个术语，叫做“医源性疾病”，其中很大比例都是由于医生误诊或夸大病情让患者背上沉重包袱，从而导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的。我看过一篇苏联儿童小说，写一个孩子读了一本书中描写的症状后，越对照越觉得自己得了这种病，于是终日忧心忡忡，无法排遣。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那些症状后面写着“马病”，这才哑然失笑，霍然痊愈。其实有时候疑病的痛苦不亚于疾病的痛苦。本来，健康就是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例如我们只有在胃疼时，才会不断清晰地感觉到胃的存在。反过来，你的“灵”老是主动去感觉这里，感觉那里，就常常会感觉出问题来。这就是感觉对实体的反作用，心理对生理的干扰。所以，你越害怕生病越容易生病，因为担心和结果呈“负相关”。

　　拿当代的超级杀手癌症来说，有人去医院前是谈笑风生的，一说查出了癌，精神立即垮了。结果癌症势如破竹，健康全面崩溃，几个月就不行了。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的细胞在分裂和复制中都会出错，大自然本来就是通过生物复制的失误而进化的。我们的身体中都会出现极少量的癌细胞，随时处在“人癌共存”中。只是我们的纠错机制和免役功能及时识别和清除了这些癌细胞，不让“微小癌”变成“临床癌”罢了。而癌症的“宣判”和由此引起的紧张恐惧却一举摧毁了免疫系统。所以医学界并不无条件赞成“一滴血查癌”之类过于灵敏的检测方法。同时，长期的身心疲惫和焦虑忧伤也会使我们纠错机制的效能大大降低，就像印刷厂的校对打瞌睡而让错版批量地印刷出来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癌症往往是我们精神因素造成或参与造成的。

　　安装过收音机的朋友都会有一个“信噪比”的概念。零信号时整机应该静悄悄的，噪声电流要越小越好。而收到节目时，有效信号则应“拔地而起”，形成一个尖锐而高扬的峰值。我们健康的肌体也是一样，日常状态祥和而宁静，应激时则快速调动起潜能，形成高效能的爆发力。然而，现代生活却很容易让我们的应激系统时时处于“引而不发”的紧张状态或“烽火戏诸侯”式的反复空忙中。渐渐变成了一根“拉时没弹性，放开缩不回”的用过了劲的橡皮筋。生命的“信噪比”就大大下降了。许多人平时打瞌睡，躺下却睡不着；平时饿不得，端碗却吃不多；经常想小便，每次只尿一点；平时思绪万千，考试时却不能精神集中；平时想入非非，床上又性无能。总之，应激和非应激状态的落差大大缩小了，波峰降低，波形拉平，这实际也是身体的组织化程度降低，混乱度上升，“熵”值增加的反映。

　　今年4月我在香港科大的时候，张国荣自杀曾经震动海内外，成为好多天电视和报纸的头条新闻。韩国现代集团的公子跳楼又引起世人一片唏嘘。目前，自杀已经在人类死亡原因排行榜上名列第五，并位居青年人死亡原因之首。单说我们武汉长江大桥，四十多年间就跳下去一千多人。简直成了“寻短胜地”。这实在是现代文明的悲哀。看来世界卫生组织从今年起将9月10号定为自杀预防日，并非多此一举。自杀的人大都患有抑郁症，其中不乏职业体面、事业辉煌的明星、作家、大款和高官。他们都是在极度的精神苦闷和灵魂折磨中无法解脱，经过长期失败的努力和绝望的挣扎，最终才“自己谋杀了自己”。这是大面积的心理塌方。“灵”与“肉”猛烈冲突、恶性互动、生死纠缠并终于无法排解而造成的毁灭。也许是“灵”叫“肉”死“肉”不得不死，也许是“肉”的改变一步步扭曲了“灵”的形态。当然，抑郁症是“实症”，患者的乙酰胆碱、五羟色胺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浓度有明显失调，还可以从遗传和基因的层面找到原因。抑郁症患者持久的情绪低落，自暴自弃，悲观厌世和正常人的心情不佳、忧愁悲伤也是有本质不同的。但毫无疑问，持续的应激带来的长期精神紧张和心理冲突，会成为抑郁症的导火索与催化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抑郁症患者在人群中比例越来越高的合理解释。

　　那种“把灵魂交给上帝，把肉体交给医生”的主张，实在上是人类健康观的一大误区。说句耸人听闻又大不敬的话，正是这种见“肉”不见“灵”的传统，导致了我们的医院长期以来和兽医院并无本质区别。许多学者认为，当前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已经从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转变为精神因素影响免疫功能而引起的慢性病，致使大量人群长期处于临界的“亚健康”状态。今天，我们身上的许多创伤仍然能自我修复，我们的一些疾病譬如感冒，能够自然痊愈，靠的是自组织功能和免疫系统，我们每人的体内都有一个“医生”，而过度的应激却骚扰得这个“医生”糊涂和麻痹了。甚至不断出现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混乱。因此现在要做的，便是重新唤醒这个大自然派来的“医生”，让它有机会和条件工作。

　　在法国，我参观拉雪兹公墓的时候，曾经从墓碑上大略统计过上百个生卒年月，发现一两个世纪前的人确实平均只活到五十岁。今天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七十多岁，这是现代医学带来的福祉。然而，为什么人类寿命不能按其他哺乳动物的规律达到成熟期的7倍或生长期的8倍，即140至160岁，看来应激反应的错位和“灵”与“肉”关系的脱节大概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可不可以说，现代医学对“肉”的保健促成了人类寿命的第一次飞跃，而下一次飞跃的实现却要靠我们对“灵”的关怀呢？

　　联合国卫生组织早已经在人的健康定义中增加了“心理平衡”，“能和周围和谐相处”这样的指标。应该说反映了人类对“灵”与“肉”关系认识上的重大进步。我们讲卫生，不应该再只限于洗手、刷牙和餐具消毒了，还应该系统讲究心理保健和精神卫生；我们孝敬老人希望他长寿，疼爱孩子希望他成长，总是挖空心思叫他吃点什么。也就是通过营养品和滋补药，往“肉”的犒劳上花气力。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设法让他们保持心情的愉快和精神的健康，通过消除应激的压力和紧张，在“灵”的呵护上下工夫。

　　那么，究竟人怎样才能做到“身心和谐，灵肉相安”呢？也许讲到这里，我们才算破了题。如果说，对于人的身体，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功能确定的营养成分，那么，对于人的精神，是否也有一个类似的营养成分清单呢？

　　我想，精神健康的维生素A，应该是“达观”。

　　上中学生物课时，我在显微镜下观察过一滴水中的万千小生命，个个都那么生机勃勃，自得其乐。如果从遥远的外太空看地球，不也就是一滴水吗？哪个“小虫”又是你和我呢？在广袤的宇宙和浩瀚的时空中，我们真的很渺小。你明天早上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会照常升起。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存在同样只是短暂的瞬间。认识到我们只是比我们更重要的事物的一部分，就会感到“自我中心主义”多么可笑，就会拥有更大的心理容量，不再为身边的琐屑小事而常怀怏怏。狗身上的虱子如果有世界观，一定认为世界是由狗皮和狗毛组成的，它们的眼光显然受了局限。我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有许多“无比严重”的事情，放在大尺度的背景下看，其实也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而今天有些“决不能善罢甘休”的事，五年后也许就已经微不足道。因此，有了宽阔的眼界和博大的心胸，我们往往就能经得住一些事情，少一点“忧谗畏讥”、“叹老嗟贫”，多一点“穷通不较”、“宠辱不惊”。遇事拿得起，放得下，在顺境逆境下都保持更高的境界。让烈性的应激反应大大减少。

　　不知我们有没有人玩过六合彩。谁都知道中头奖的概率太小了，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然而，我们每个人却都曾经中过一次比六合彩困难千万倍、昂贵千万倍的头奖，这个奖就是我们的生命。每个人的孕育，都是几十亿精子中唯一优胜者的凯歌。再说，你的父母亲在茫茫人海中结识的概率又何等微小。如果更往上推，倘若不是一千年前那场农民战争中，你的祖先侥幸躲过了敌人的长矛，他身后的绵绵子孙便都会一笔勾销了。所以，请牢牢记住，你的出生绝对是世上莫大的奇迹。不管你长得高也好，矮也好，单眼皮也好，双眼皮也好，都是大自然妙手偶得、独一无二的佳作，都值得千般庆贺和万般祝福。“上帝记得每个人的名字。”认识了这一点，就会悦纳自己，善待自己，珍惜自己现有的一切。决不因艳羡别人而妒火中烧，也不为取悦别人而奴颜媚骨，更不会在遇到挫折和不幸时自暴自弃，甚至一念轻生——那真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过和对自然最大的忘恩负义。顺便说说，现在有太多青年人对爹娘给的这副容貌不满意，于是让割眼，文眉，垫鼻，换牙等行当成了空前兴旺的大产业。其实除了职业的需要和疾病的原因，身体的零件总还是“原装”好。有个女孩用注射硅胶的办法来“隆胸”，他男朋友解嘲说，人家不小心买了注水肉，没想我的这位也是“注水肉”。

　　精神健康的维生素B，应该是“正直”。

　　小孩子看电影虽然不懂，但总忘不了问父母亲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在世为人，先不说当不当得了伟人、富人、名人，至少也应该做个好人。古人说的“大德必寿”虽未必可信，但道德修美、品德端方的人由于自身行为和社会规范相一致，因此不需要有那么多矫饰和掩盖，精神负担于是就小得多。心境也平顺、松弛得多。而伤天害理则是一种恶性循环，干了不义的事需要用更多的不义来掩盖，内心世界总是充满紧张而惶惶不可终日的。这就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原因。其实人往往很复杂，小偷、妓女很少有希望后代子承父业、母业的。强盗白天杀人越货，晚上还要到教堂忏悔一番，企图卸掉精神包袱。所以，“清白的良心是一具温柔的枕头”，这句话乃是至理名言。一个人能达到的道德高度与他的权力、地位和财富是无关的。对于我们，即使看见坏人得了再大的便宜，也不必为自己做了好人而后悔。

　　精神健康的维生素C，应该是“快乐”。

　　快乐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进入最佳状态。有益的化学信使成群结队沿着大小血管痛快奔忙，为我们清除废料，修补损伤，恢复疲劳，贮存能量。“快乐”真是一种建设性的情绪。

　　但“快乐”究竟有没有客观指标？譬如说，是不是根据你的财富多少和权力大小，就能对应查出你的“快乐指数”？这样的标准看来是没有的。多少人顿顿玉盘珍馐，但却没有好胃口；住着金窝银窝，可惜彻夜失眠；身边偎红依翠，但偏偏暗疾缠身；一个贫苦农民有了一万元的时候会在梦中笑醒，而一个亿万富翁只剩下一万元时却会跳楼自杀；记得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那年我还正在煤矿劳动，一个工会干部说：“他都位极人臣了，还要什么呀，我们一辈子提个科长就心满意足了。”可见快乐并不一律嫌贫爱富，也不总是趋炎附势。我们常常“只眼红人家鞋好，不知道人家脚疼”。日本有学者把东京大坂街头拍的照片和中国西部小城市街头拍的照片相对照，发现中国人面带笑容的比例高得多。这就应了那句话“我平凡，但我快乐。”当然，快乐也不能说完全靠主观心理体验，基本的条件还是需要的。有人概括为“有事干，有钱花，有人爱”，倒也通俗简洁。特别把“有事干”列为快乐之首，很有几分见地。人的快乐首先来自创造。工作应成为生活的第一原则，而“忙“则是保持健康和快乐的灵丹妙药。一身娇肉懒骨，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必定百病丛生。不少人退休后就是因为不适应角色转换，精神失去了寄托，一下就“闲”病了。因此，生活永远不能失去目标。同时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时时领略生命的快乐和酣畅，不要等到实现了目标后才去享受生活。

　　孩子的快乐不需要理由，而我们快乐的理由在于：承认世界不会完美，但生活仍然值得爱——如同隔壁老王爱他有残疾的儿子。烦恼都不是出于对美的追求而是对完美的追求。抱怨生活无聊只能说明自己是个无聊的人。

　　每当我在谁的悼词中听说他“享年”多少岁的时候就怀疑。其实人的寿命中大都由“享年”、“混年”和“熬年”三部分构成。我们握拳而来，撒手而去，生于偶然，死于必然。短短一生何其宝贵！每个人都应尽量增大“享年”的比例。

　　精神健康的维生素D，应该是“爱心”。

　　人性最深刻的需求是对爱的需求。当我们的心温柔地一动，浸沉在浓浓的爱意中时，我们大脑中的上万种神经肽就会闻风而动，热烈呼应，调整它们复杂的配比，营造出体内理想的生化环境。而这种爱又常常和感激交织在一起——感激养育我们的父母和社会，感激那些为我们提供衣食住行的大众，感谢为我们的成功播下最初种子的人们。当我们带着感情看世界，心理的体验就常常会不同。我有一次在写作时听到窗外电钻之声大作，以为是邻居又在装修房屋，便心烦意乱地想过去交涉，但看到原来是儿子和朋友在修理自家厨房的碗柜，便马上感到同样分贝数的噪声不那么刺耳并且可以接受了。在卡拉OK包房，当一群至爱亲朋为你的引吭高歌而哗然道好时，也许隔壁的客人却感觉到了“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赶紧关严了门缝。说句杀风景的话，从细菌学的观点看，亲吻女友的芳唇其实是比亲吻足球更不卫生的。但加进了爱的成分就会另作别论。

　　当我们春风得意、百事顺遂时，脾气总会特别好。这是因为自觉命运待我不薄，便产生了回报世界的爱心。而憎恨和愤怒则是一种暴烈的破坏性情绪。古人王兰田写字，“蝇聚笔端”，挥之不去，他在火冒三丈间，竟至于“拔剑逐蝇”。我有一位朋友，饭里的砂子硌了他的牙，竟然气呼呼地非要翻箱倒柜找一把老虎钳把这颗砂夹碎不可。强烈的敌意和报复心首先会啮噬自己的健康。常年在暴跳如雷、恨意难平的情绪中度日，生命是短促的。这不仅是一个脾气和性格问题，还是一个人生姿态问题。

　　留心一下会发现，我们一个时期的心情大致都有一个“背景色调”和“衬底音乐”，爱就是温热的暖色和深情的旋律。我们的“灵”若能常常陶熔其中，真是如鱼得水了。特别当这种爱化为对别人的帮助和对社会的奉献时，我们从中获得的美好感觉往往胜过其他的精神愉悦。行善是快乐的最可靠源泉。对于我们的“灵”来说，做好事不仅是很高尚的，同时也是很“滋补”的！

　　孔子说“仁者爱人”。爱的基础是善良。人类天性中最坏的品质莫过于残忍。有一年我在哥本哈根的中餐馆吃饭，很惊奇地听说那里的人是不准在家里——包括餐馆里私自杀鱼宰鸡的，只能到超市买半成品。理由是宰杀动物就和持刀行凶的距离更靠近了。而在武汉的市场上，我却看到过小贩把一只只鹌鹑的皮活活剥下，那些没有皮的小鹌鹑还能血淋淋地站着，依旧二目圆睁。旁边的孩子全都哭了。残忍对“灵”的伤害和扭曲是摧毁性的。我一向对号称饮食文化的中国“十大名吃”感到羞愧难当，什么猴脑，熊掌，驼峰，猩唇，豹胎……任何珍禽异兽在我们眼里都成了一盘菜！SARS的教训莫不是大自然的惩罚？

　　千万不要把善良都嘲笑为“妇人之仁”，对血腥和暴力产生快感决不会有精神健康。我无意宣扬“君子远厨庖”之类的主张。只是想说充满柔爱的好心肠要比冷酷狠毒的铁石心肠更合于心理卫生。自然也更能标记我们作为万物之灵的道德高度。小时候背古诗，曾经对两个类似的佳句进行比较：一句说“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另外一句是：“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盼母归。”当时就觉得后一句的悲悯情怀要高尚和感人多了。

　　精神健康的维生素E应该是“宽厚”。

　　我们所谓对环境的适应，主要是对人际关系的适应。我们的烦恼也大半来自人际关系的紧张。而宽厚、宽容则是处好人际关系的不二法门，它的要义是体谅，理解，讲“恕道”和与人为善。你生活，让别人也生活。清代张英在京做官，老家的人因为砌墙和邻居寸土必争，去信向他告状。张英提笔写了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邻居很惭愧，也让了三尺，于是村里就有了六尺巷。好好琢磨一下这个故事会大有心得的。

　　每个人的认识角度，利益取向，成长经历，文化背景既然各不相同，怎么可能事事处处都对自己的心思？善于委曲求全显然是一种美德，老虎并不介意于被划归“猫科”的。再说，人非圣贤，谁能无错？自己今天否定昨天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所以，只要不涉重大原则，完全用不着过分较真。为人尖刻不等于深刻，“彰人之失，显己之明”并不能让人产生敬意。红楼梦里有句话说“聪明太过则不如意事常有。”板桥道人换个说法叫“难得糊涂。”这些前人智慧看来并不过时。因为“一口闲气咽不下”，“一时面子放不下”而锱铢必较，睚眦必报，放纵体内有害的激素狂奔疾走，只能有损健康。况且古人说：“褒三人，则三人之中必有我友之敌；贬三人，则三人之中必有我友之友。”可见人际关系从来十分复杂。轻易树敌招怨，常常给自己增添许多顽固持久、意想不到的应激源。而你的“刁钻难缠”又会成为别人生存的恶劣环境。

　　我所在的武汉广电大楼曾经安装过一套火灾报警系统，因为灵敏度过高，哪里稍微有点烟它就拉响警报，使人不胜其袭扰。后来把它的灵敏度调低了好多，大楼才算安宁了。我们讲宽厚，也是想把自己应激系统的“灵敏度”调低些，触发的“阈值”提高些，让身体这座“大楼”更平静安宁。如果你确实是一个很敏感的人，那最好把敏锐用于发现和欣赏别人的一言一行之美，一技一能之长。

　　需要特别提醒的，我们说宽宏大量是一副良药，还应该包括对自己的宽厚。既要能“大赦别人”，也要会“豁免自己”。人的一生充满了失去的机遇和错误的选择，工作失误，行为失当，用人失察，有时在重要场合说了句不得体的话，失手打碎了一件贵重东西，都会久久地陷入懊悔和自责中难以释怀，其实在认真总结了教训后就应该原谅自己，让自己尽快解脱和“过关”。

　　有种值得特别警惕的“灵魂毒药”便是嫉妒。嫉妒是对别人幸运的一种烦恼。嫉妒心可以容许一个陌生人发迹，但不原谅一个身边的人上升。如果说宽厚是强者的心态，嫉妒便是弱者的激情。当嫉妒唤起的有害激素在体内潜滋暗长，我们的各个器官将浸泡在它持久的文火煎熬中。因此，陷于嫉妒的人是比被嫉妒者更加可怜的。

　　精神健康的维生素F，应该是“坚强”。

　　从科学的角度看，坚强是我们应激耐受强度和心理承受能力的量度。人生百年，谁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社会动荡的严酷岁月自不必说，就是平常的日子，我们也难免“不如意事常八九。”生活总是好时光和坏时光的交替与混合。挫折和失败对于一个人不仅不可避免，甚至不可缺少。“没有挨过饿的人不会有深刻思想。”“人生的交响乐只有加进痛苦的低音才浑厚丰满。”“一个跟头跌出强人。”“少年得志，人生之大不幸也。”人们竟然用千百条谚语赞美挫折和失败，可见它具有特殊的价值。许多企业在招收雇员时就更看重有无失败的经历。不谈“文王拘而演周易”等历史故事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老一辈领导人的坎坷失志，就不会今天的改革开放。所以，“一个人在困境中能比顺境中学会十倍的东西”，这的确不是夸大其辞。

　　有副对子说，“能受天磨为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我相信坚强的人永远不会有山穷水尽的时候。人类意志中最可敬的品质，便是不论遇到什么挫折、失败甚至苦难，都能指挥自己沉着迎战，蹶而复起、越挫越勇。我们的精神大厦不管多么高大华美，如果没有足够的抗灾抗震能力，都是不能算合格的。

　　以上我们把精神品质的诸多要素比做“灵”的维生素，然而，人的精神总有四季变化，晴雨交替。再健全的心灵也难免会有“感冒”的时候。那么，应该寻找什么途径来缓解紧张、释放压力呢。

　　我想，我们精神的第一个“减压阀”应该是“放弃”。

　　有句著名歌词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其实生活中也常常需要“该撒手时就撒手。”我们的烦恼常常来自期望值过高。大家都爱引用一句话叫“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生活里的将军却是一万个士兵里才出一个的，其他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如果都天天叹息“怀才不遇”而“愤世嫉俗”，就更谈不上成为好士兵了。不能每天光想当伟人而不想洗碗。天下之大，能人之多，我们只是沧海一粟。何况“形势比人强”，许多成功需要机遇，也就是各种客观环境因素排列组合中偶尔出现的有利空隙。“竖子几登青史，英雄半在红尘。”这话并非完全是失意者的牢骚。我不同意“命里八尺，难求一丈”的消极思想，但“事到难图念转平”却是讲求现实的。完全被虚幻的抱负所吞没，经常处于遗恨终天的巨大失落中。其实未必值得称道。

　　此外，人生的目标也不能太多。同时抓两个兔子往往一无所获。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生命的能量是一个定数。让它发出一片散光不如用凸透镜聚焦成一个亮点，庶几更能够点燃成功。目标改变太快也会如同不断揉掉一张稿纸重写，而要想“水滴石穿”就不能老去“重滴新坑”。我在主持一个电视台工作之余，根本不敢再染指曾经心爱的小说，也不敢受电视剧的诱惑，只敢把零星时间攒起来，二十年如一日搞点电视科普。其实收缩战线，简化生活，丢些包袱，对于身体来说是在减少应激源。使自己摆脱“腹背应激”和“四面应激”的处境。

　　与此相对应，悬梁刺股式的过度疲劳和透支体力则是绝对有害的。当我们的手被火烧住时，脑子会接受手的信号，马上反射般下达“缩回”的指令。但困倦、疲劳同样是身体发出的信号，我们不仅置若罔闻，还要反其道而行，不惜动用最后生理储备，把身体推到极限。现在终于开始知道人是会“过劳死”的了。

　　我最敬重的鲁迅先生“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了。然而鲁迅先生却是在55岁上去世的。我常痛惜地想，他是一根两头点燃的蜡烛。如果先生过得稍微从容些，是否不一定会死于盛年？用有限的生命去做无限的事，永远都会忙不完。重要的是学会运筹、取舍和张弛有度。“腾不出时间休息，就要腾出时间生病。”现在许多人年轻时用健康换钱，老了再用钱换健康，这笔帐怎么算才更合理？我们过分强调了“成功是苦根结出的甜果”，其实许多成功都是快快乐乐做出来的。对于立身要路的忙人，我的忠告是要学会放权和授权，集中了权力就集中了麻烦。决不能靠自己团团转而要把人用得团团转。前些天有篇报道说，外商考察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时，除了希望有麦当劳、香格里拉饭店、高尔夫球场以外，还希望“有一个星期天能休息的市长。”他们认为这才是一个城市高效能，低内耗，整体运行良好的过硬标志。

　　精神的第二个“减压阀”应该是“忽略”。

　　要为心理“减负”，首先得砍掉一批貌似合理而实际并无意义的应激。汉代孟敏“负甑堕地，不顾而去”。别人告诉他，“你的罐子打了！”孟敏仍然头也不回，他认为“甑已破，顾之何益？”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成事不说，既往不咎。”不去为“定局”再过多操心。还有篇文章的作者说，“飞机猛烈颠簸时我不着急，飞行员拿那么多钱应该由他着急。动手术前我不着急，医生待遇那么高该他着急。只有接到账单后才真正轮到该我着急了。”许多事情，如果着急确实于事无补，倒真不如泰然处之的好。

　　还不妨合理“忽略”对事物的负面思考，也就是学会用正面、积极的眼光看问题。有位母亲，晴天担心卖伞的大儿子生意不好，雨天担心烧砖的二儿子淋湿了土坯。于是没有一天快乐。后来得人指点，晴天为二儿子高兴，雨天为大儿子高兴，于是天天快乐。80岁的人伤感于来日无多，然而，你所盼望的长寿不是已经实现了吗？那些令人羡慕的青年人能否“登上银色年龄的峰颠”还未可知。你应该感到欣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福兮祸兮，依伏难料。能从负面事物中找到并抓住正面因素，的确是重要的人生智慧和心理对策。

　　精神的第三个“减压阀”应该是“自遣”。

　　我们少不了有自我解嘲的时候，为内心的压力“搬梯子下台”。阿Q的精神胜利法固然可笑，但却是一种心理上本能自我保护措施，和狐狸吃不到葡萄的心态相若。说是自我麻醉也罢，既然肉体疼痛时需要麻药，精神痛苦时为什么一定要拒绝使用呢。

　　幽默显然是一个更好的帮手。笑作为人类的专利，常常是幽默开出的花朵。我不想重复那些尽人皆知的经典幽默故事。只谈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场合。1997年我到蒙特利尔电视节当评委，市长在颁奖大会上讲话时突然停了电，这样高规格的国际性场合，组织者和满座高朋都十分尴尬。灯光再度亮起，市长接着致辞，他说：“瞧你们这些电视台，发现我的讲话精彩，便赶快打断好来插播广告！”人们哄堂大笑，难堪气氛为之一扫。幽默是豁达开朗的情怀，它能减轻人生的严重性，打开壅塞的精神河床。许多难以面对的事，戴上幽默的眼镜一看便可以“笑纳”了。当然，学会幽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它是人类心智的一种高级形态。人可以假装严肃，却无法假装幽默。

　　精神的第四个“减压阀”应该是“宣泄”。

　　有些日本企业，深知想揍老板一顿的人不在少数。便索性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像画在沙袋上，一任职工拳打脚踢来出气。这种办法未免太“卡通”了点。我们有时也需要合理地使用愤怒，在正当场合直抒胸臆，一倾积愫，敢怒敢言，给满腔郁闷一个出路。不要让它存在心中憋出毛病来。

　　哭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宣泄通道。女人普遍比男人长寿，大约和女人哭泣的次数更多有关。男人尽管同样“泪腺饱满”，但却不能哭，这是出于文化的原因。“男儿有泪不轻弹”，一句话就剥夺了大自然送给男人的宝贵礼物，让他们“有眼泪往肚里流”了。分析因洋葱刺激而流出的眼泪和情感原因流出的眼泪，会发现其化学成分迥然不同。当我们心底涌出的“生命之盐”夺眶而出并在脸上形成“径流”时，便带走了应激产生的诸多毒素。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同时，眼泪也是对心灵的测试。流泪往往因为真诚。我讨厌一双不会流泪的眼睛。

　　宣泄的最有效通道大约莫过于“倾诉”了。有个童话叫《国王的耳朵》，故事中的理发师知道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但却不能说，他的肚子都要憋破了。后来在医生建议下，理发师到旷野上挖了个洞，终于对着洞口痛快地喊出“国王长了个驴耳朵”。中国有句话叫“观棋不语真君子”，可见心里有话而口不能言是一种折磨。“洞见一切又守口如瓶的只有月亮。”那些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因此需要特别强的心理素质。倾诉就是倾倒心理垃圾。在这方面女人似乎又多了一个法宝“唠叨”。许多自杀者如果最后时刻有一个好的倾诉对象，也许就会除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生命出现全新的转机。

　　有些位高权重的人，平时高明和正确惯了。他们总是强者和智者，习惯于一言九鼎，谆谆教导别人。自己一旦出现心理障碍，便无从放下身段找到倾诉对象，而只能独自默默承受内心压力。这是需要特别关注和认真研究的。

　　长期阶级斗争为纲的险恶环境；亲人揭发，日记获罪的往昔噩梦，至今还使不少人噤若寒蝉，对谁都不敢轻易剖诉心迹。加上中国人素来耻于承认自己有精神困扰，而合格的心理卫生工作者几乎凤毛麟角，并常常和政治思想工作相混淆。因此寻求和施加精神援助的机制确实需要尽快在中国建立起来了。

　　除了“维生素”和“减压阀”外，我们健康的心理还应该有三个依托。第一个依托就是“社会”。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单独孤立的人根本不可能形成健全的人格。 从小在狼群中长大的“狼孩”就再也无法找回正常人的情感。文革中有些老干部长期单独关在牢房里不准和外界接触，出来后甚至很长时间才恢复了过去的语言能力。而和平号空间站的宇航员在金属和塑料的狭小密封仓中种植小麦，是为了保持和地球的亲近感。每个人实际上都在以社会为参照，校准自己的行为。同时，我们也靠别人的肯定来认识自身的价值。脱离社会的生活，会成为一个没有坐标和象限的空间。不少象牙之塔里的专家教授，“别人不懂的他懂得，别人都懂的他不懂”，丧失了起码的洞世达情能力。古代学者重视采风，就发现“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那些终日杜门谢客，离群索居的人，往往容易思维怪异，性格孤僻，钻牛角尖。如同穿着绝缘服装的跋涉者，身上会带着高压静电，需要和大地连通；长期紧闭的房间窒息憋闷，需要和大气连通；我们的精神则需要和社会连通，成为一个不断从外界引进“负熵”的开放系统。有篇文章把人的成就比做三角形的面积，认为健康、学识和社交就是三角形的三条边。还有学者主张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在“德智体”外再加进“群”，“智商”之外更重视“情商”。立言持论都很有道理。

　　邪教往往利用人们需要“合群”和“认同”的心理诉求以售其奸，我们做研究时不可不察。

　　这里还想谈谈我们依托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读书。它包含我们和遥远时代，遥远空间的社会进行沟通。人本尘身，终归尘土，但却穿过重重叠叠的岁月留下了书。这是无数前贤先哲经过浓缩提炼的生命精华，是采集历代百花酿成的蜜糖。书中长存不灭的浩荡正气、闪光智慧和美好情感，都能为我们构建自己的精神殿堂提供最丰富优质的原材料。我们今天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境况前人其实都曾经遇到，并在书中写下了不同的应对选择和得失评估。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一本书能使人茅塞顿开，甚至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所以，书是蓄藏着巨大能量的。任何耗散结构系统需要物质交换、能量交换、信息交换，从这个意义上，书籍是我们每个人精神世界引进“负熵”的无尽源泉。“要警惕那些只读过一本书的人”，说的是不能局限在某个知识的碎片上，而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在更宏大的坐标系中定位自己——我们又回到开始时说的不为“茶杯里的风波”烦恼了。

　　健康心理的第二个依托应该是“朋友”。

　　我们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去，一想到那里有个朋友，就会顿时对这个城市整体产生温暖和亲切的感觉。不管我们的朋友在这个城市多么微不足道。“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友谊是一笔人生财富。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心理安慰和依傍。

　　齐国管仲和鲍叔牙的生死不易之交，楚人俞伯牙钟子期的高山流水之情，都成为历史上流传千古的佳话。中华文化历来重友谊，并把朋友区分为道义之交，学问之交的诤友、畏友和势利之交，酒肉之交的腻友、狎友。“知其人，观其友。”“要做好人，须交好友，引酵若酸，哪得甜酒？”亲密的朋友常常对形成一个人精神品格起重大作用，乃至成为自我精神的延伸。我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朋友分享和分担。有些话可以瞒着父母妻子，但却愿意对朋友诉说，可见朋友在精神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古人感慨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和今天有人叹息的“真诚只在低智商的人中才能找到”很有些遥相呼应。可见真诚是友谊的灵魂。当然，不讲原则的拜把兄弟，两肋插刀的江湖义气只能算友谊的畸形。

　　人的一生中，无论结交朋友带来的温暖还是友谊破灭带来的心碎，在我们应激反应中都占有巨大份额。热情使人得到朋友，冷静使人保持朋友，要求没有缺点的朋友就没有朋友。而“弃友”则是人生道路上严重的事。敌人可以成为朋友，朋友一旦成为敌人，就很难再成为朋友了。

　　有人身居高位，在前呼后拥中反而感到特别孤独寂寞。这便是因为“爬得高了，难免缺氧。”心理的障碍其实出于对社会和朋友的疏离。

　　健康心理的第三个依托无疑是“家庭”了。

　　恩爱始于家庭，除去其中的封建糟粕外，中国传统的孝道实在是一种仁乡美俗。连父母都不爱的人，还能有什么道德底线呢？因此，把“不孝不交”作为选择朋友的标准是大体不错的。

　　人的精神品质中为一生定调的东西，常常是幼年时代在家庭中形成的。所以阴郁、残缺的家庭会让孩子带着永久的精神创伤。而温馨、明朗的家庭则能赋予孩子终生的健全人格。

　　自从人类发明了家庭，就把它当作心中温柔的港湾和安全的庇护所了。有句话说“只有家能救男人。”在人生战场上哪怕遍体鳞伤，回到家里终归还能得到抚慰。“文革”的残酷性就在于一直摧毁了人性的最后领地。许多人自杀，都是因为家庭和亲人的背叛，才彻底破灭了活下去的信念。

　　我们今天很大比例的烦恼和痛苦，仍然来自后院失火和祸起萧墙。原本平安的家庭因为中了大奖而导致亲人反目的事已经屡见不鲜。可见钱既能给家庭解决问题，也能带来问题。至于如何赡养老人和对男女双方父母“一碗水端平”，其实只要想一想你希望儿女将来如何对待自己，许多复杂的“家务事”便都迎刃而解了。“父不忧心为子孝，家无烦恼因妻贤。”二十多年前我写小说时就引用过这句诗。

　　家庭的核心价值在于稳定。这是我们心理稳定的重要保证。尽管现在“新新人类”的许多观念让人目不暇接了，但我相信东汉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还将会作为美谈流传下去。卓文君看到司马相的小便招蚂蚁，便亲口去尝他的尿，于是发现了丈夫的糖尿病。不由让人想起一句袁枚的诗：“千金总买芙蓉笑，一病方知结发亲。”今天也有句类似的大白话：“妻子是伺候你的女人，情人是你伺候的女人。”我相信没有哪国的学者把与日俱增的离婚率视为社会的福音。如果世界上由儿童说了算，就不会有离婚。“爱孩子的最好办法，是爱他的母亲。”这些说的显然都是除了一时感情外，还要考虑社会责任。现在的离婚手续是更简单了，但家庭解体给不止一人带来的巨大精神消耗和心理创伤却没有因此而变得简单。

　　“一个家没有的是流浪汉，有两个家的是浪荡鬼。”在茫茫人海中找一个“生死可托，患难可持”的伴侣并营造一个稳定幸福的家庭，是防范心理危机发生的最可靠保障。

　　最后还想说几句生活习惯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好的习惯对人生是无价的。单说一个“勤洗手”，就能让一生少得许多疾病。对于应激来说，最坏的习惯是生活无秩序。我几十年间多次发火都出在一个“找”字上。临去机场找不到身份证，出门找不到钥匙，上公园找不到相机，写文章找不到底稿，炒菜找不到酱油……每次不知耗费了多少时间，破坏了多少情绪。有次会议住北京的一个宾馆，我亲眼看见有位领导临上主席台做报告前还是一副瘪嘴，为满屋找不到假牙气得七窍生烟。古人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如果能养成东西放在固定地方这一个好习惯，一生就不知能省去多少烦恼，消除多少应激。再譬如“不说谎”，“勤笔免思”之类，也都具有很高的推荐价值。

　　我们越讲越像在谈人生修养了。其实，一本归宗，“修身”和“养性”从来是相辅相成的。至于究竟该如何确保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这应该是一个系统严整，分支众多，有典有则的大科目。有人甚至说，今天对精神的研究，还刚刚处于“牛顿以前的物理学”阶段。决非以上管蠡之见所能窥测其万一。我们在家精心饲养各种小动物的时候，其实都在实践着“生物管理学”。而究竟如何“饲养”好自己，实际上也是更高级的“生物管理学”。当我们自觉选择了科学的生活方式，随时不忘向“快乐”的扑满中“储蓄健康”，并牢牢抓住精神这匹“天马”的缰绳时，我们便能达到“身心双健，灵肉相得”的人生境界。 

2003年9月29日 武汉